那是你在世界上所知道的一切，也是你必须要知道的一切。

2017年2月波斋 进入 李泽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孟子 荀子 。可见，把道德纳入认识论范围，脱离情感特别是脱离意志（自觉的行动力量），乃是一种谬误，使之失去了本体品格，而强调自由意志作为个体行动力量正是主体性（subjectality )实践哲学即人类学历史本体论题中应有之义。

此外，西方近现代以来，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美德伦理所提出的核心议题，便是自我。我也反复申说过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历史在悲剧中前行，这便超出道德（个体行为及心理）的讨论，而属于外在伦理规范和政治哲学的范围。这里显示出自由意志的形式力量被制限于伦理观念的具体内容的道德特征，也正是黑格尔批评和取代康德的要害所在。由于有动物本䏻积极面的经验支持，使这一情感的哲学设定 在后天培育扩展下由潜在而可以成为现实。正因为此，情感作为助力就具有重要性。

但也如上述，善恶观念随文化、宗教特别是时代而不同而变异，在今天，这种自由意志的选择献身，便普遍不被认为是善（对）而被认为是恶（错），从而911恐怖分子便不是英雄，而且恶汉，尽管有汉子气（即选择献身的自由意志），却是杀害无辜大众的巨恶，因为他们的善恶观念完全错了。其实，这与我从一开始便强调应以Hume来补足Kant、非常重视道德三因素中的情感要素，乃同一问题。事实上，西方自由认为个体的自由独立对应于一种孤立冷漠的在世状态，人与人之间冲突冷漠，国内民主与国外霸权并行，都导致社会积弊丛生，因此自由儒学提出：（1）以仁爱为本源的共同生活，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局限性。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新儒学建构的内圣之学根本上还是宋儒本体观念的现代翻版，可惜他们并没意识到问题所在，甚至认为内圣就应该是恒常不变的老内圣。从哲学理论的建构来看，现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学的本体观念也做了积极地现代转化。因此，他们只能将历史上既有的、现成化的老内圣概念移植到现代，而无法为现代自由提供与之相匹配的本体依据。《大同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61页。

不过，他们在返本开新的进路下以宋明儒学为本，却存在学理缺陷。原文为近者自由之义，实为太平之基。

当然，批判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现代自由。事实上，中国人的这种现代性诉求在明清时期就体现出来，当然，近代之后更为凸显，例如维新派谭嗣同号召国民冲决君主之网罗。更进一步说，自由儒学虽然需要借鉴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但还要对其进行深入的批判。之所以存在这一缺陷，是因为现代新儒学本质上是一种先验哲学，即将内圣理解为一种不证自明、恒常不变的先验观念。

如道家的自由只存在于无何有之乡，实是逃逸于人伦生活之外自然、自在。我们知道，自由必定是某种主体的自由，也即自由问题就是主体性问题。我们不能将儒学传统本身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打量，不能将它视为一个个过去的、现成化的传统儒学理论的拼接。总而言之，自由儒学的目的不仅能解决儒学与现代自由的紧张，而且还能为现代自由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途径。

另一种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因此，当代儒学亟需从学理上有所突破，我本人进行的一种理论尝试就是进行自由儒学的建构。

所以，自由儒学首先要追溯一切自由的本源。[5]李大钊：《自由与秩序》，原载1921年1月15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7期。

从观念奠基的意义上，良知自由乃是政治自由的根本依据，政治自由乃是良知自由的实现形式。（3）关于民主政治建构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原则。这种态度的实质是基于对现代自由与西方自由主义、儒学传统与传统儒学的明确区分。同时本源自由造就了现代性的自由。其二，进一步展开政治自由的阐述。简而言之，自由儒学的基本理路就是溯源-重建。

[5]即使是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现代新儒家，其政治诉求也与自由主义没有实质不同，既有张君劢为人权而奔走，为中国设计民主宪政方案，又有徐复观提出创建自由社会的主张。也就是说，自由作为一个概念是近代之后才出现的。

其自觉自主的呈现即为良知自由，唯此才能让良知得到直观。总之，要走出自由的困惑，当代儒学必须展开新的理论探索。

[1]康有为将自由视为实现大同理想的基础。本文根据会讲的主要内容整理而成。

众所周知，自近代至今，中国的各种思潮和社会革命无不与自由问题密切相关，而儒学作为与时偕行的入世之学，需要对这一时代课题做出理论上的阐释。自由儒学的论域是现代社会普遍地存在着的自由问题，这一问题本身无所谓中西，而是一切现代社会所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正是当代儒学复兴的积极方向，值得我们继续坚持和大力发展。所以它是一直敞开的、绵延的，不断生成发展着的存在。

（二）良知自由 良知作为主体性的确证，不是一块血肉，而是当下呈现的活物。他们借鉴康德、黑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理论所建构的道德形而上学已经具备了明显的现代性特质。

这本身并不是时间性的存在物，而只是不断以新样态现身的仁爱本身。而一切主体都来自生活的塑造，所谓生活造就了我，就此同时产生了我的自由。

儒家的自由要通过希贤、希圣、希天而得到，其前提是高度的克己复礼，这实是自觉维护传统家族伦理价值的道德自律。因此，我们要先找到自由与儒学共同的发源地，以此为共同的语义平台才能展开新的理论建构。

而就自由理论的建构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期间通过不断的纠偏和修正而日渐成熟，因此其中有诸多值得自由儒学借鉴的内容。通过这种溯源工作，自由儒学基于儒家立场，认为本源性的仁爱情感造就了现代社会的主体：个体。（2）以良知个体克服理性个体孤立冷漠的在世状态。三、自由儒学的理论态度 我尝试建构的自由儒学首先在理论态度上就不同于当代的原教旨主义儒学和现代新儒学。

政治自由作为自由儒学的落脚点，主要阐明两个核心性问题： 1、对个体自由权利做出儒学的解释。[3][清]梁启超：《新民说》，收入《梁启超全集》第2册．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75页。

近100多年的反帝反封运动就是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2]梁启超指出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3]，1915年新文化运动[4]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对自由的诉求做了鲜明而集中表达。

传统儒学指的是历史上既有的儒学理论，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先秦儒学、汉唐儒学、魏晋儒学、宋明新儒学等等历时建构起来的儒家理论学说。据此也可以看出，原教旨主义儒学以拒绝西方自由为名义否定现代自由，是有意以中西之间的不同，混淆掩盖古今之间的发展。